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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注射死亡时间在30—60秒，所用剂量需要根据犯人的体重及其他相关因素确定。

在查韦斯版的玻利瓦尔主义中还时常闪现着其他一些诸如格瓦拉、卡斯特罗、毛泽东和阿连德等左翼政治家的思想因素，在学者中则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菲格罗亚和阿根廷政治学家赛里索尔影响较大。此时的查韦斯要比几个月前的当选总统更有权力，因为总统不过是旧宪法的执行官，而主导制宪会议的查韦斯则成为人民的领袖和新宪法的设计师。

这是一个深怀民族主义和左翼平等主义理想的人，还是一个懂得现代政治逻辑并能在相当程度上玩转民主与宪法的人，因而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与政治争议的人。美国也不会喜欢查韦斯，因为他是美国门罗主义的绊脚石，是美国领导的拉美民主化的敌人。外交上摆脱欧美，亲近新第三世界。同期的俄罗斯总统其实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二者的选择大相径庭：普京在2008年两届任期届满后转任一届总理，于2012年再次当选总统，在维持宪法稳定和权力竞争之间实现了平衡，其梅普组合的二人转模式成为政治佳话。在没有领袖的时代里，领袖式制宪的模式如何为继？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背后是沉重的政府财政负担和国内工商业阶层的税负，新政府如何平衡福利供给和经济创造？公民投票造成政治动荡和民众激情，新政府如何疏导民意，布施新政？作为查韦斯宪法意识形态基础的玻利瓦尔主义是委内瑞拉乃至于拉美人民永久的精神救赎与负担，是拉美左翼政治强人的精神温床，拉美政治文化精英如何加以重估与合理利用？被查韦斯压制的1999年新宪法中的立法权与司法权如何获得重建？经由查韦斯宪法及其玻利瓦尔主义而加剧的国内阶层对立和国际政治对抗如何有效疏解，如何在民族性的框架内兼容自由性质的理念与制度？这是对继任者马杜罗的严峻挑战，也是对委内瑞拉乃至于整个拉美人民的严峻挑战。

玻利瓦尔的事业就是拉美的独立、自由和解放。第二场决定制宪会议代表的构成方案，查韦斯政党取得了制宪会议95%的代表席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判决书公布之后人大常委会只是仅仅表示一下遗憾。

可惜，在社会生活日渐政治化、人群日见分裂的香港，看似简单的法律问题已经被弄到了复杂得不堪设想的地步。第三，特别是，当法庭判案所依赖的法律条文字面意思清白无误时，法庭就必须据此意思宣判，这就是普通法法律解释方法的应有之义。修法是基本法第159条确立之制度，旨在解决法律语言模糊或不规范、法律因情势变更而出现的滞后或无法继续适用等情形。接受中国法律训练的人士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是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授权成立并置于其下的一个工作委员会，因而其决定和行为都自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因而应该被接受。

当时，筹委会被授权「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主要包括组建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筹办特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及统筹、协调、推动庆祝香港主权移交的有关活动等。我们的社会包括香港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新事物新形势层出不穷。

人大常委会还特别指出，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中了。为此，我们应该向前看、把多方的意气之争抛在一边。第一，终审法院已经有庄丰源案之先例在前，要否定双非婴儿之居港权无异于自掴耳光。有意思的是，筹委会的意见倒是反映到1994年公布的澳门基本法第24条之中了。

客观上看，庄丰源在当时也只是代表一种个案，判决受益者非众。修法乃是釜底抽薪之举律政司司长说的也对，澄清有助于解决所有《基本法》第24条第2款下，包括外佣等不同类别人士的居港权问题。目前，特区政府面临来自两类关于居港权的基本法官司的挑战，一类关涉「双非婴儿」，另一则直指外佣。释法指出，要想被认定为享有居港权，申请人必须「是指无论本人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出生，在其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条件的人」，即出生时至少其父或母必须已经是特区永久居民。

本来，法律的应该归法律，政治的归政治。朱国斌，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

易经：「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本来是指当事物发展到极点的时候，便想到要加以变化，以求通达，后来引申指人在困境时就会设法改变现状以求发展。关于后一点，律政司司长没有（也无权）强加旨意于法院。

律政司司长也认识到，在现行香港法律制度下，1999年释法和1996年意见的法律地位和约束力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问题。可能性毕竟还是存在的。该条文明文规定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特区均有修法提案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适时而变，正如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汲取营养一样。在遵循先例的普通法实践中，以今日之我打到昨日之我间中发生，但须有充分之理据和符合情势变更之必要条件。又鉴于提请释法制度与过程的复杂性和过往不愉快的经验，律政司司长称其举措并不代表政府直接要求人大常委释法（有如1999年之情形）。

而是否向人大常委寻求释法，最终将由终审法院决定。既然如此简单，为什么终审法院在2001年审理庄丰源案时不直接采用作为法律依据、而节外生枝呢？首先，庄丰源是生在香港的「中国籍子女」。

去年12月13日，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宣布，律政司司长将请求终审法院考虑依据《基本法》（第158条）寻求人大常委会澄清1999年6月关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解释的效力（参见次日各大媒体之报道）。我们要把基本法当作「活的文献」（living instrument），变革是常态，只要它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第159条）。

如果中央政府犹豫不决，特区也可以依据第159条列举的条件逐步推进修法。那么，接受正当法律程序和越权无效（ultravires）等现代法治理念的人士就会问这样一个尖锐问题：筹委会被授权解释基本法吗？因为，筹委会1996年的意见其实就是对基本法第24条的扩大解释，它一方面澄清了第24条有关条款的含义，另一方面也吸纳了字面上没有的内容（如父或母一方必须是永久居民）

一方面，它背负着大量旧体制的遗产。特别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因为有强大的国家干预，中国遇到的困难要少一些，政府不仅没有很好地认识到中国模式的问题所在，有时候甚至过分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有意无意地扩大了公权力的作用，这是危险的，也是和法治理念相悖离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政府管控下，或称政府驾驭下的半市场、半统制的混合体制，不是依照法律，而是按党政机关的红头文件和领导的批示行政。在苏联式的国家辛迪加中，所有的公民都隶属于国家。

后一种主张，实际上指向政府控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十年过去，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是牢牢掌握着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太强势，政府控制资源太多，对市场的介入太深。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允许新的厂商进入竞争，就会侵犯垄断行业职工，特别是其中中高管理层的既得利益，他们的高于其他行业数倍的收入必然受影响。

尽管国务院两度推出非公经济36条，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他们将其称为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就在于中国具有一个以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的强力管控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张卓元：目前，一些国企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行业垄断。第一，有些法律不健全，如《企业国有资产法》仅仅涵盖国有企业的经营性资产，企业的非经营性资产、国有的自然资源资产、金融资产等方面都还没有立法。如果不能够确立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的正确顺序，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完善。正是由于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改革又停滞不前，各种各样的主张开始出现，甚至一些极端主张也有不少人赞成拥护。

另一种意见是从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倒退，强化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管控，强化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资源支配权力。接着，国务院也设立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

吴敬琏：正像前面讲过的，本世纪初期以来，改革的停顿使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而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矛盾也趋于激化。在群体性事件的压力下，没有进一步改革，反而变得保守。

不过，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法治体系。另一方面，即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体系，也还处于粗陋的原始状态，现代市场经济的若干重要架构还没有建立起来，仍然是一种政府起了超强作用的市场经济。